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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北京愈演愈烈的公车上书的同一天，俄国政府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会上反驳了“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主张，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人在占领朝鲜以后，决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
拥有很大权势的财政大臣维特发言说：“日本之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就要瓜分中国。他们认为在瓜分时，由于西伯利亚铁道，我们的机会便大大增加。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假使日本占领朝鲜，对我们将构成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的全部归并日本……我们应坚决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朝鲜，假使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维特还明确的指出：“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因为中国的满族统治者的发祥地就在与朝鲜一江之隔的盛京，正如同中国人固执的认为修建经过祖先坟墓附近的铁路会给他们带来厄运一样，中国的统治者是不会允许日本人的武力如此靠近他们祖先发迹的地方。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
大臣们还考虑到，一旦日本拒绝撤出朝鲜，则由占有优势的海军先对日本开始行动。以便使陆军有时间准备就绪。最后。会议以维特的意见为基础作出了结论。
罗拔诺夫虽不相信与日本有友好关系，但也担心引起对日战争，故迟迟未将会议记录上奏。五天后他将会议记录送请尼古拉二世批示。沙皇命于十七日在皇宫里再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会议地除维特、罗拔诺夫外，只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海军元帅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会上，维特对特别会议地结论进行了解释，在这次会议上除了维特之外其他人很少说话，甚至是没有说话，维特赢得了沙皇的支持——这是俄国在随后的几年中对外关系地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
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反对与日本友好是出于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的需要。俄国在战前的远东政策对于中国的防范程度远高于日本，只有最近几年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过于活跃才引来了俄国对它地关注，不断的上升其敌对指数，最终在战后鉴于中国和日本在战争与和谈中的表现，将日本确立为远东第一敌手，其对华政策由防范演变成了联华。
罗拔诺夫和维特对日本的态度和顾虑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在于对于国内环境恶化的评估上。显然罗拔诺夫显得更加悲观一些，虽然帝国在远东战争爆发后。派遣了一支目前为止远东最为强大的舰队，但罗拔诺夫不认为这支舰队能够让日本退缩，倒不是因为日本地军事实力，而是因为俄国在远东推行殖民政策的老对手——大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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