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三章 文白之争（第2 / 5页）

“明末与清末区别大了去。”李谕说。

“哲学家？”鲁迅问，“我没听说此人，胡适之研究哲学，他或许听过。”

维特根斯坦的鸿篇巨著《逻辑哲学论》要到1921年才问世，现在国内无人知道很正常。

“等欧洲大战结束，物流、通信恢复正常，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内，最好能翻译成中文。”李谕说。

“说到翻译，”鲁迅又点了一根香烟，“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

“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李谕问。

鲁迅的那篇《药》，讲的就是清末一户人家偷偷买人血馒头治疗孩子的痨病，人血来自一名慷慨赴死的革命者。

鲁迅说：“以前我与弟弟作人并不想与陈仲甫和胡适之等人有太近的联络，总感觉他们的做法太激进，现在想想，激进就对了。”

置身于这个时代，李谕已经不知道感受了多少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类型的惊涛怒浪都要以异常壮烈的形态在中华大地上演一次。

新文化运动在后世的教科书上就是几页纸的内容，但双方的斗争绝对异常激烈。

比如典型的“文白之争”，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

“严复先生倒还好，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鲁迅说。

李谕感慨道：“琴南（林纾字）先生当年可是先进的维新派，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而且提倡兴办女学。”

鲁迅说：“琴南先生人品文化方面没话说，不过清亡之后，成了一名坚定的遗老。”

“他好像没有受过多少前清的恩惠吧？”李谕说。

“没多少，但林老先生在清亡后自称‘清处士’，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光绪帝崇陵伏地磕头，大声啼哭，连守陵人都看不下去，”鲁迅说，“或许他把自己比作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

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近乎上流社会的专利品。哪怕李谕时代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汉语言文学之类的专业，绝大部分人一定看不懂四书五经这些古文。

也不用说什么思想垄断，单单对文化普及来说，这就是一道无形又无法逾越的鸿沟。

所以陈仲甫、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才会那么坚定地要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以白话代替文言，可以为更多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播。

“文白之争”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李谕说：“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体，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在欧洲时，我遇见过一位叫做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