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著书求名（第2 / 2页）
俞樾还是第一次听王景范质疑三代，虽然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不过细细想来也是合情合理。大宋立国百年，唐代也不过刚过去了两百年，别的不说就是这每年朝廷取进士的数量就不是唐代所能比的，而汉晋名士更有游学一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书籍不是竹简便是帛书，后来就算有纸也是人手抄出来的书，自家的书读完了就要出门游历到别家去读藏书交流学问。汉晋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更早的春秋战国和不知具体年代的三代了。
“既然先生对这《中庸》尚存疑虑，为何先解这《中庸》？那《论语》、《孟子》以先生之才也可解得的岂不是更有把握？”俞樾说道。
若是放在外面俞樾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三十老明经”，能够读通一经和能发出新的见解并着书者是完全不同的，古往今来又能有几人？不过在俞樾看来以王景范的学识这不是问题，他对王景范父子几乎有种盲目的崇拜，苏氏父子三人的学识他也见识过，不过接触后才发觉有些失望——文笔并不能代表学识，苏氏父子才学虽高却并不能让他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王景范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还不觉得什么，等他学问小成之后才知道跟在王景范父子身边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
王景范笑着轻敲桌面：“萌甫，还不是功名动人心？说到底我也是名利中人啊！不过没有办法，想要施展平生抱负就必须要入仕，要入仕最有前途的莫过于考这进士科，况且我还要有心完成父亲的心愿，将这白沙书院建成天下第一书院，没有名望我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还需要用最短的时间来得到更多的名望……《论语》还是《孟子》那都放到以后再说吧，眼下这《中庸》入手最容易，用时也最短，先看看再说……”
俞樾笑着说道：“哪个不是名利中人，就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孟襄阳也不如此么？”
王景范文虽师法先秦两汉，但却瞧不起韩愈，就因为韩愈没有官品。眼前那个尚未谋面的欧阳修，王景范同样也是看他不起，至少父亲生前看欧阳修不过是与李白等同——其文章或可传承千古，然仅此而已。至少李太白豪放磊落想必遇上这种事情还不会假托五行之说诬陷狄青，是以莫要说欧阳修能够看上自己，就是看上自己，自己也未必会看得起欧阳修。
诗词、行文都不通，剩下来的便只有着书立说了，而王景范思量再三也觉得唯有如此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声望。况且明年便是抡才大典之际，天下才俊之士都会云集京师开封，市面上有何新的着作出现只要言之有物必然会受到重视，这也是迅速提高自己声望的一个时机。
不过选择哪部经典作为自己的目标却大有学问，按照父亲生前所言后世儒家经典不过“四书五经”四字而已，而后世无不以几十年后宋室南渡出现的大儒朱熹学说为尊。他所作的《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现在朱熹尚未出生，而他这一脉的先贤“二程”程颐程颢王景范还没听说过，他以为自己完全可以先以四书入手。
王景范不知道的是父亲口中的“二程”程颐程颢兄弟今年二十三四岁，正是学问初成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而且也参加明年的礼部试——二程诗词不显，《全宋词》中虽有二程的踪迹但没有详细的介绍。（至少我没有查到二程的词，不过有程颢的诗）
朱熹在《全宋词》中有小传，王景范从中得知朱熹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来历——那《大学章句》是有个别篡改的。显然王景范是绝对不会做这样有争议的事情，怀疑《中庸》作者不过是存一疑虑大可写在序文中，但若是篡改《大学》内容为自己的学说服务那可就是两个性质了。
“宋端与萌甫不同，大宋自太祖立国以杯酒释兵权，纵是有契丹、党项之危，但总归不会同晚唐五代那样武人作乱弄得民不聊生，不过可惜这武人算是被压制惨了，远的不说就是眼前的狄枢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给宋端取字‘耻夫’，也是希望他以后能够好自为知，再不济也要知进退免得将自己陷于危境之中……”
王景范知道俞樾想要说什么，孟襄阳一生不甘隐居偏偏又隐居一辈子终老不得名利的诗人，以孟襄阳的诗取字多少有些“不吉利”，只是俞樾一直将这个疑惑压在心底未曾问出来。俞樾听后也明白了王景范的苦心，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要说自己和宋端文武殊途，就是于文传与自己也有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也不禁在心底叹了口气……</dd>
这后世所称的“四书”当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论语》，皆因太祖立国之初相公赵普曾有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王景范自信治《论语》也会出成果，不过却没有打散重组《中庸》来的容易快捷，况且篇幅较小也更容易控制。
听了王景范的话后，俞樾躬身说道：“多些先生教训，樾谨记在心！”
王景范摆摆手说道：“天下学子都以古人言为依据，说‘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圣人尚有‘韦编三绝’的典故，而今有纸张、有雕版，予以为现在买一本书总比圣人那会要容易的多，以今日尚且不足以让天下儿童皆读书，像这白沙村在这里借读的孩子待分出高下之后，蔡氏一族只能选其良者供应继续读书，能不能出一个进士还尚且两说，那三代哪来的天下皆学？”
小时候王景范就曾问过父亲三代的事情，不过父亲给他的答案让他大吃一惊——到了后世三代中除了周代文献还比较多些之外，夏商两代几乎都成为传说中的所在，连皇帝在位的具体时间和年限都搞不清楚。商代的文字除了青铜器上铭文之外，更有一种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几乎无人能识，而出土这些龟甲的地方应该在河北西路，只是具体位置王景范的父亲也说不清楚。
王景范对父亲所说的也曾有过怀疑，不过他也曾查阅过典籍，各种古籍善本竹简也见过不少，却从来未见过父亲所说过的“甲骨文”。父亲也许无法确定那些龟甲的出土地点这情有可原，毕竟后世千年中地理演变地名变化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但这甲骨文的存在父亲是确信无疑的，而据父亲所言后世能够识得甲骨文的人都是大儒学者。按照父亲所说的情况，所谓“三代之制”不过是后人虚构，三代别说大兴学校，就是又没有书还是另外一回事——那甲骨文出土是刻在明显被火煅烧过的龟板上，这是占卜才会有的事情。